16次家暴与两张告诫书：一起离婚案背后的无奈、抗争及困境

来源：最后更新：24-06-12 02: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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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娃，加油，好生地活下去！”

一场长达十小时的诉讼结束后，小谢与贺某阳的离婚纠纷案终于落槌，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夜色中走出法院大门，小谢流泪宣告：“我终于自由了，离婚了，孩子也要到了！”不少成都市民在法院外陪伴，得知这一消息后，人群中传来了一声鼓励。

两年，被家暴16次，甚至挂上粪袋。小谢的生活在5月31日的宣判后，迎来一些转机。六一儿童节那天，她去婆家接回了两岁女儿。如今，小谢已带着孩子回到巴中老家，她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想多花时间陪伴女儿。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有8年，它打破“法不入家门”的禁锢，成为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重要屏障，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也发挥了相应作用。同时，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创始人李莹也看到，此案中，施暴者收到两张告诫书后仍对妻子下了狠手。她希望，降低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门槛，证据标准符合“较大可能性”原则。

家暴之痛

2023年4月24日，小谢承受了两年的家暴之痛，最后一次爆发。

当天早上，小谢向法院提交离婚与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文件。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但她被法院被告知资料不齐，便没有申请成功。从法院出来后，她接到丈夫贺某阳表嫂的电话，表嫂想约小谢出去逛街，并保证“不会告诉贺某阳”。在此之前，贺某阳曾多次打电话约小谢见面，均被她拒绝。

小谢与前夫的合照。

“表嫂之前也被她前夫打过，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受害者”，小谢告诉南都记者，“表嫂说她还叫了另外一个我们认识的女孩子，我才放下戒心去赴约”。

傍晚，三人吃完饭后，小谢一个人坐车回到了和朋友租的房子。“当时我喝得有点迷糊，刚下车走了大约150米到200米，要经过一个很黑的巷子，我下意识想快速离开，我就开始往前跑。”

小谢刚跑两步，一个身影突然出现，把她按到地上。小谢的左肩撞到墙上，身后传来贺某阳的声音：“你要往哪里跑，我看你往哪跑。”

随后，贺某阳将小谢拖上车，并带回了酒店。据小谢描述，当晚她在酒店接受了数小时的暴力，“他一直捶我的腹部，还朝我鼻子打了一拳。这一拳下来之后，我昏迷了大概五六个小时”。

小谢告诉南都记者，在被施暴的过程中，她多次哀求贺某阳将她送到医院。“我说‘老公，救救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还在叫他老公，因为我不能再激怒他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腹部的剧痛让小谢感觉到越来越困，眼睛也逐渐模糊。“我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能睡，如果睡着了我就醒不过来了。”25日早上，小谢听到贺某阳接了个工作电话，“还听到房门外面有人在讲话。”

小谢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屋外旅客的身上，“这可能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当她再次听到屋外开门人员走动的声音时，拖着身体冲到门口，“我开始喊救命，当时门打开了差不多1/3，贺某阳就冲过来捂住我的鼻嘴，想把我往里拖。我还是在喊救命，屋外有个人回过头来看我了”。

她被贺某阳锁进了厕所，“外面的男人开始敲门，问我们怎么了。贺某阳说，你不用管，她是我老婆，我们在吵架。那个男人又说，你快点开门，有个女人在喊救命，让那个女人出来说话，不然就要报警”。

贺某阳只好把小谢从厕所里拖出来，在第二次被贺某阳拖进房间后，小谢听到屋外的人报警了。“他赶紧对我说，穿衣服吧，送我去医院。”

临近中午，小谢被送往了四川现代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十几二十分钟，我就没命了。”在抢救后的第三天，小谢第一次睁开眼睛。四天后，她脱离生命危险。

多处重伤

“医生喂她吃蔬菜叶，喂进去是什么样，从她的造瘘口流出来就是什么样。”2023年5月上旬，律师马长均开始接触小谢的案件。在医院里，小谢哥哥向他表达了全家人的诉求，包括要让小谢和贺某阳离婚，以及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在小谢住院期间，贺某阳被警方控制。小谢在病床上得知了这个消息，“警察来找我做笔录，我问他是（涉嫌）什么罪，警察说是‘故意伤害罪’，我说不，他是故意杀人”。

与贺某阳离婚，看贺某阳获刑，是小谢重生后的最大心愿。

为此，小谢共做了两次伤情鉴定。她告诉南都记者，“入院后我做了第一次鉴定，但当时的病历还不完整，只有一个腹部重伤二级。”2023年9月，小谢前往北京进行第二次鉴定。

同年12月，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

鉴定意见显示，被鉴定人谢某被他人殴打后致全身多发损伤，其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行手术治疗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行手术治疗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腹部损伤致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腹腔大量积血行手术治疗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左侧气胸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左侧肋骨骨折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胰头部挫伤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腰椎横突骨折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左肾挫伤伴急性肾功能障碍（可恢复）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右手瘢痕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依照我国现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重伤二级，是指各种致伤因素所致的原发性损伤或者由原发性损伤引起的并发症，危及生命；遗留肢体残废或者轻度容貌毁损；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重要器官功能。

小谢多处重伤。

小谢的伤残鉴定结果显示，其致残程度为一个七级和两个十级。据悉，伤残鉴定的等级划分为10个等级，从一级（人体致残率100%）到十级（人体致残率10%），每级致残率相差10%。

据了解，伤情鉴定适用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其结论多用来确定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伤残鉴定则适用于民事案件，其结论多用来确定民事赔偿责任。

亲朋相伴

身心的伤痛曾让小谢数度怀疑活着的意义，好在律师、家人、朋友伴她左右，给予她力量。

受伤前的小谢。

小谢父母均是农民，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就是务农和养育两个子女。小谢在26岁结婚生子，在他们看来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选择。彼时，家庭暴力的概念，似乎离他们很远。

但家暴其实早已发生在小谢身上。她向南都记者回忆，第一次遭遇家暴是在2021年上半年，刚刚怀孕，距离领证不到两个月。

小谢找贺某阳询问他与前妻来往的事情，贺某阳便掐住她的脖子，开始扇巴掌。“刚开始是拿手扇，后来拿我的手机扇。”之后，小谢选择了报警，要求拘留贺某阳，并向他提出离婚。“他写保证书求我，还去求了我爸妈，让我爸妈原谅他。”

第一次暴力来得太突然，小谢选择了原谅和相信。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考虑到父母的身体状态，小谢对自己持续被打的情况也有所隐瞒。“因为我爸爸有高血压，所以我都不敢跟他们说。”

父母终究是小谢最后的依靠。去年4月，接到女儿进ICU的消息，小谢爸爸立即赶回成都照看女儿。此次离婚纠纷案两天的庭审，年近花甲的父母也一直陪同着小谢。在法院外，小谢妈妈握住南都记者的手，操着四川口音说，“我的孩儿，从小到大没被打过，在家一直特别乖”。

5月31日开庭前，小谢爸爸在排队安检时拿出了降压药，他向女儿保证，“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重庆的朋友小雅（化名），也曾向小谢伸出援手。

2022年9月，一次车内争吵，贺某阳从驾驶位抽出一把户外军工刀，砍向小谢，鲜血浸湿了她的衣服，也溅到了怀里的孩子。事发第二天，包着纱布的小谢跑到了小雅家中。

“小谢来我家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有个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花到了，但是我并没有订过花，我就让他放保安室，快递员说如果不开门去取，他就会被差评。后来我一开门，贺某阳就冲进来了，还弄掉了我家指纹锁上的电池。”

小雅对南都记者说，不知道贺某阳是如何找到她家的。在进门之后，贺某阳捏住小谢的手，抢走了她的手机，三人一度僵持不下。后来她们决定让另外一个朋友报警。

小雅记得，警察来了之后，贺某阳马上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由于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这次报警也不了了之。当晚，小雅将小谢送到了另外一个朋友家里。

在两个朋友家躲避半个月后，小谢选择换一个身份生活。

小谢告诉南都记者，“十月中下旬，我把我的手机卡扔掉了，用了我朋友的朋友的手机号。我当时想着，可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跑回成都，在郊区租房找工作”。

重回成都的小谢有自己的计划。她报名了美容班，希望能开一家美容店。“因为我喜欢美，喜欢浪漫，喜欢一切能让人变得漂亮的东西。”她曾自己开店当老板，在全国各地跑业务。直到怀孕生子，她将重心移向了家庭。

小谢并不知道，试图开启新生活的自己，正被另一双眼睛紧紧盯着。

“有一天下班比较晚，我七八点走出地铁，看到贺某阳站在我面前，我没地方可以跑，我就跟着他走，想中途找机会跑掉。但等我走到出租屋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贺某阳的表弟。”最终，小谢还是被“抓”了回去。

治理探索

“离不掉，逃不了，过不好。”

小谢用九个字总结自己三年的婚姻。

在被家暴的两年里，她曾不断向外界求助。警方向贺某阳发过两次告诫书。其中一份告诫书显示，2022年1月13日2时许，贺某阳与小谢“因家庭问题，在家中发生家庭纠纷动手……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加害人贺某阳予以告诫，贺某阳应当立即纠正不法侵害行为，严禁对家庭成员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警方向贺某阳发出的告诫书。

小谢还找过妇联，工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后说她们没有“执法权”，便向小谢推荐了离婚诉讼律师。

小谢也咨询了不少律师，但没过多久这些律师的联系方式都不见了。“贺某阳用我的微信拉黑了这些律师，还发消息威胁他们，让他们不要来参与我们的事情。”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在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创始人李莹看来，其中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处置机制——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以及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3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介绍，各地加强告诫执法，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出台了告诫实施制度，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实行“一次告诫、二次传唤、三次拘留”的分级干预机制，有的由公安派出所向当事人开具接受社工服务通知书，有效链接社会力量做好家庭暴力惩治和预防。

“贺某阳收到了两张告诫书，却还是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需要深思的。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李莹还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处置机制和救济机制，但近年来的申请数量、签发率不高”。

上述《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5万余份，签发率由2016年的52.0%提升至2022年的77.6%。但与我国婚姻家庭民事案件数量相比，目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申请数量占比较小，部分家庭暴力受害人选择通过公权力救济意愿不高，不懂申请、不敢申请；有的地方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有认识偏差，发放较为谨慎。

南都记者注意到，最高法2023年发布的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中，曾提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促执行”。

该案例显示，2018年12月，罗某（女）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在诉讼过程中，以此前谌某某（男）经常酗酒发酒疯、威胁恐吓罗某及其家人、在罗某单位闹事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同时提交了谌某某此前书写的致歉书、微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审核后，于2018年12月18日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并送达给了本案被申请人谌某某。

同时，法院向罗某所在街道社区及派出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要求如谌某某对罗某实施辱骂、殴打、威胁等精神上、身体上的侵害行为时，要立刻予以保护并及时通知法院。

2019年2月14日，法院按照内部机制对罗某进行电话回访，罗某向法院反映谌某某对其实施了精神上的侵害行为。后法官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并查明：在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双方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争执中，谌某某以拟公开罗某隐私相要挟。随后，双方又因琐事发生冲突，谌某某随即找到罗某单位两位主要领导，披露罗某此前在家中提及的涉隐私内容，导致罗某正常工作环境和社交基础被严重破坏，精神受损，基于羞愤心理意欲辞职。

法院认为，谌某某前往罗某单位宣扬涉隐私内容，上述事实的传播和评价，对于女方而言，是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信息。男方将女方的涉隐私信息予以公开，属于侵犯其隐私。

谈及保护令的申请工作，李莹希望尽量统一申请要求，同时“降低保护令申请的门槛，证据标准符合‘较大可能性’原则，能够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信息就可以了”。

终于离婚

今年5月，小谢坐在了原告席。此次，她全程参与六场庭审。

前五场在5月30日，小谢以“涉嫌转移财产”为由向丈夫贺某阳及其家属提起诉讼，“去年我重伤住院期间，贺某阳一家进行了卖车、抛售股票基金等行为”。其表示，涉及的财产有数百万元，其中银行流水部分达200万元。